人們對當前全球經濟增長表示憂慮，預期2011及2012年全球經濟增長僅為4%，其中發(fā)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則從1.9%進一步放緩至1.6%，歐債危機的前途未卜。和次貸危機爆發(fā)前夕相比，當下全球經濟風險有何不同？

一是歐債危機涉及的問題資產更龐大。2009年4月，次貸危機最嚴峻時所涉及的有毒資產大約是1.5萬億美元。目前“歐豬五國”所涉及的主權債務余額約為2.47萬億歐元，盡管歐債所涉及的交易對手方，不像次貸那樣錯綜復雜，但畢竟規(guī)模是次貸兩倍有余，并且惡化趨勢和違約風險積累得更快。

二是歐元區(qū)解決問題的政治意愿更淡薄，行動更乏力。目前“歐豬五國”的歐債，超過2萬億歐元是歐洲銀行體系持有的，其中僅德法持有就超過1萬億歐元，美國僅持有約1600億歐元。因此歐元區(qū)以外的經濟體主要扮演敦促歐元區(qū)采取果斷措施的作用。德法等目前達成的救助方案，在銀行提取減值準備、充實資本以及籌措金融穩(wěn)定機制基金等細節(jié)方面，均懸而未決。歐元區(qū)的問題不是開始解決，而是剛剛暴露。

三是全球救助歐元區(qū)的財政能力衰減。次貸危機至今，全球主要國家能采取的經濟刺激方案大體都采取了，這導致全球經濟體財政赤字占全球產出的比重上升了約15個百分點，2008年至今，發(fā)達國家和新興國家的年度財政赤字雖然分別從9%和5%溫和下降到6%和3%，但赤字余額對GDP的占比大大上升。連中國在內的新興國家要再采用大力度的財政政策，都已很不現(xiàn)實。

四是全球通脹壓力也限制了貨幣政策的余地。次貸危機時，全球并無通脹威脅，甚至有通貨緊縮的陰影，因此低利率軟匯率政策大行其道。近3年來，全球通脹在這樣的廉價貨幣政策下，已逐漸收獲了通脹的惡果。各國中央銀行刺激政策的能力，其羸弱的金融機構信用擴張的能力均弱化，同時面對通脹也有更多忌憚。尤其是新興經濟體深受通脹之苦，在貨幣政策上會更謹慎。

五是新興國家對全球經濟的承托能力不足。進入21世紀以來，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經濟增長強勁，估計再有3~5年，以購買力平價計算，新興經濟體占全球產出可能超過50%。這令人憂喜參半。在一片贊譽和期待中，應該注意到金磚國家的經濟增長質量、人口素質和政府治理，處于全面的下風。很難想象人口達25億、經濟總量不過8萬億美元的中國和印度，會存在同時成為發(fā)達國家的絲毫可能性。西方在緩緩衰落，但這不意味著在歐債等危機的沖擊下，新興國家就能發(fā)揮對危機更有韌性的承托力。

六是歐元區(qū)很可能在錯誤的方向中迷失。次貸危機中，美國政府迅速采取了財政和貨幣雙刺激的救市措施，盡管對美國大規(guī)模舉債和持續(xù)量化寬松爭議如潮，但沒有人會懷疑寬松的取向是否正確。歐元區(qū)則不然，它必須在削減財政赤字和容忍失業(yè)率上升甚至社會動蕩之間，在加息防通脹和減息保增長之間作出艱難權衡。歐元區(qū)最終選擇了削減財政赤字和維持利率不變的政策組合。在衰退的邊緣這樣調整，恰恰加速和加深了衰退。

七是全球的袖手旁觀而非積極救市。在影響全球治理結構和各國協(xié)同行為方面，歐洲弱于美國。全球主要國家不太可能像次貸危機中那樣，在美國的呼吁和壓力下救市，類似WTO那樣的國際機構，也很難出臺類似次貸危機那樣的持續(xù)跟蹤和防范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措施。歐洲能影響的恐怕只有IMF，但IMF資源有限。連歐盟內非歐元區(qū)成員，連德國、英國都試圖置身事外，全球合力又怎能浮現(xiàn)？

八是中國結構調整的政策外溢被嚴重低估。不僅是外部世界，很可能連中國政府自身都低估了中國轉型對全球的沖擊。中央和地方財政收入的增速將明顯放緩一半，缺乏產業(yè)競爭和可持續(xù)發(fā)展能力的企業(yè)將急劇萎縮并退出市場，大量技能不足但薪酬期望過高的失業(yè)者和熟練技能崗位閑置并存。外貿增速大幅滑坡至個位數(shù)增長。中國的政府、企業(yè)和民眾對此做好準備了嗎？中國將發(fā)現(xiàn)，原來各項高速增長的經濟數(shù)據的明顯放緩，帶來的并不是他們想象中的數(shù)字游戲，而是切實痛苦。外部世界更是如此，他們似乎完全忽視了，如果來自中國的需求縮減，以及同樣來自中國的廉價供給的縮減，那么對其會有什么影響。

當下全球經濟的風險狀況，和2008年相比究竟有何不同？簡略的結論是：歐債危機不是一代人就能解決的問題，危機將更大更持久。應對危機的政策和資源儲備更匱乏，但人們對危機更漠然和無所作為，祈望對這種危機在眼前時的忽視是善意的。